基督徒如何看待传统文化

基督徒如何看待传统文化

——对话天明牧师

作者：石衡潭

天明文章：

基督徒如何看待传统文化

这是一个非常困难的题目。作为中国人，我们的血脉中流淌着传统文化挥之不去的影响，我们也自豪于我们悠久的历史和文明，虽然有时也耿耿于怀于近代那段屈辱的历史。许多福音朋友也问，圣经为什么没有提到中国？这实在有些伤我们的民族自豪感。有一位饱读诗书的弟兄也曾把老子中的那位圣人解释为耶稣，并把中国历史中的1/3和平繁荣期归为持受老庄之道。这一试图填补耶稣在中国历史5000年的空白的用心固然良苦，但圣经没有明讲的学说只能是假说，有人喜欢，也有人不同意，假说也容易引起争论。

摆在我们基督徒面前的，有三个问题：传统文化中的好的道德伦理和敬畏上苍和天道来自何处？为什么中国文化能源远流长历5000年而不衰，而其他三大文明都式微了？我们如何看待目前的回归传统的儒家热？

为什么世上的书汗牛充栋，但圣经却只有这一本(虽然这一本书有许多基督徒还没有读过一遍)？因为神认为这本书足够了，我们可以在这活水源泉里找到我们生命和生活的一切答案。

传统文化中的好的道德伦理和敬畏上苍和天道不是来自孔子和老子这些伟大的思想家，因为孔子和老子也是罪人，而罪人之中没有良善。所以这不是人的思想和发明，而是来自于神的普遍启示。“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顯明在人心裡，因為神已經給他們顯明。自從造天地以來，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雖是眼不能見，但藉著所造之物就可以曉得，叫人無可推諉(罗1:19-20)”。这句圣经告诉我们，就象神把十诫颁布给以色列人，神也把律法通过良心律和他所创造的宇宙万物启示给万国万民。

主流学者们认为中华民族之所以能经历诸多的战乱、饥荒和WENYI而保存下来，是因为儒家文化伦理价值有维持社会稳定的功用。这是一个天大的谎言。鲁迅在“魏晋风度和文章”中研究了魏晋知识分子的堕落：当时社会动荡，政zh i黑暗，士大夫都饮药酒，就是毒品来麻醉自己，饮药酒过量很可能导致身亡。如果不是来自北方少数民族的新鲜血液，我们民族可能就此彻底腐败；明朝末年我们民族再次走向糜烂，市民社会的纵欲可以比肩罗马帝国的晚期，女真的入侵实在是挽救了我们。我们看看中国历史上的皇帝就知道了。传统文化培育出来的皇帝，就是宋朝皇帝的萎靡不振，明朝皇帝的刻毒阴狠，而好皇帝唐太宗和康熙的气宇轩昂都是来自于“蛮夷”。中国儒家文化近代集大成者是曾国藩，他被誉为大圣人。这位圣人的文治武功是平定太平天国之乱，他的秘诀是什么？他的湘军之所以能攻城略地，是因为在攻陷一城后可以任意烧杀抢掠奸淫三日。他曾自己归纳带兵之法：美女在前，虎狼在后。一句话，他已完全背弃儒家原则，在运用人性的贪婪和恐惧。为什么孔子这么好的教训却无法实行呢？从以色列的历史我们可以看到，我们人的罪性无法行出神的律法的良善，没有神的特殊启示，即基督的十架救恩，我们无法达到神的要求。道貌岸然原来是个很好的褒意词，但现在却是个伪君子的代名词，因为没有基督的新生命，我们最多只能做个人格分裂的伪君子。那么为什么我们民族能生存这么久呢？借用以賽亞论述以色列的话，“又如以賽亞先前說過：“若不是萬軍之主給我們存留餘種，我們早已像所多瑪、蛾摩拉的樣子了。(罗9:29)”。我们并不比所多瑪更好，只是神怜悯我们民族。神保存我们，让我们民族生生不息，生养众多，因为在这末世时他的灵要浇灌我们，让我们成为基督的国度，并把福音传给天下万国。深哉，神的奥秘；大哉，神的长阔高深的爱。

第三个问题昭然若揭，中国的出路不是儒家化，而是基督化。中国知识分子向来是脚踏儒释道。在得意时是儒家，胸怀抱负的说要兼济天下，其实是要青史留名，或是满足那骄傲的权力欲，差一点的是奔那黄金屋和颜如玉，所以都逃不出名利权色；在失意时假惺惺地望情山水，祭起道家的旗帜，而眼睛还偷偷钉着紫禁城，看能否东山再起；在绝望时出家，但还是心不甘情不愿的酒肉和尚，难怪中国古书里警告说，最要提防的就是和尚了。圣经说，以耶和华为神的国家是有福的。圣经中，但以理、以斯拉和尼希米都为整个民族认罪祷告。所以我们也要为我们民族历史向神认罪，为我们今天的复兴感恩，为我们民族的明天向神切切祷告。愿神的恩典与我们民族同在，愿我们不负神的呼召，将这永生的真道传遍地极，直到主再来。亲爱的主耶稣，我愿你快来。

石衡潭回应：

中国文化：中国基督徒的亏欠

现在教会主流对中国文化持负面看法，消极心态，包括天明牧师和写》中国文化属灵隐义》的潘熙宇牧师。他们内里的担心可以理解，但这种方式是不合时宜的。信仰与文化之关系，可以见这一段经文：“身体只有一个，圣灵只有一个，正如你们蒙召，同有一个指望，一主，一信，一洗，一神，就是众人的父，超乎众人之上，贯乎众人之中，也住在众人之内。”（《以弗所书》4：4-6）只要把“众人”改为“文化”就可以了，正如何世明牧师所言：“以三位一体的上帝为信仰的基督教，乃超越于一切人与一切文化之上，但也可以贯注一切人与一切文化之中，更可以内蕴于一切人与一切文化之内。”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的关系也应该如此。

我们再来看看其他著名福音派神学家的看法！

寇尔森牧师说：“站在一起，身为神的子民，必须遵守两个大使命：首先要赢得失丧的灵魂，然后建造文化。基督徒必须抓紧这个时刻，正如许多世纪以前爱尔兰人所做的那样，让全世界都知道：基督教不仅是真的……更是人类的伟大盼望。”

英国福音派神学家斯托德牧师说：

“今日教会两大神学阵营的对比，是这个时代最大的悲剧之一。一方面，保守派忠于圣经却不合时宜，另一方面，自由派与激进派跟上时代却不合圣经。……我们应该祷告，求神兴起新一代的基督教传播者，有决心要跨越这道鸿沟：使神不变的信息与这变化万千的世界建立关系；拒绝为建立关系而牺牲真理，或为真理而放弃关系；定意要兼顾圣经的真理与时代的需要。”

中国福音派神学家唐崇荣牧师说：

“在今日中国基督教思想界，有几个不同的派别。福音派的人，非常忽略文化的责任；没有看到文化的重要性，也没有看到神在文化中的地位。保罗说：‘因为基督从死里复活，应该在凡事上居首位。’这样，基督在文化上也应当居首位。基督徒政zh i家、科学家、社会学家、心理学家们，应该以他们的身份去影响世界。”

天明牧师反驳的三个方面，也是攻其一点不及其余，难以服人。

天明牧师既然肯定有普遍启示，就不应该否定普遍启示在中国文化中的体现与痕迹。孔子极其敬畏天（神）的。子曰：“获罪于天，无所祷也。”子曰：“丘之祷久矣。”

完全否定儒家文化伦理价值有维持社会稳定的功用也是违背历史事实的。诸多学者的看法是有一定道理的，如果读读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就可以深刻感受到儒家道德的力量，甚至贵为皇帝也莫奈他何。

中国的出路是基督化，但并非排斥儒家。把二者对立起来是完全错误的。二者之间并非你消我长、你死我活的关系，当然，说它们没有矛盾也不符合事实。没有现成的基督教文化，任何一种基督教文化都是改造的结果。这需要付出巨大的努力，但不等于成功无望。

看看历史上成功的基督教国家，哪个不是基督教成功地影响并改变了整个社会、整个国家、整个文化。而中国教会在文化上面的贡献甚微，对中国文化的贡献就更别提了。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太令人痛心了。早在七十多年前，方豪神父面对当时国人的厚此薄彼，就扼腕叹息：“儒家学说之具有世界性，实显而易见。国人有此宝贵之学说，而不愿公诸于全人类，是为思想上之闭关主义，不仅为自暴自弃，亦非爱人以德之道也。”当然，他也认识到儒学未臻完美，尚需基督教补之。“孔子曰：‘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又曰：‘笃信好学，守死善道、’又曰：‘朝闻道，夕死可矣。’但所善何道？所闻何道？孔子未名言，或已言而今不传，惟公教可以补此阙。”

我们不要重蹈覆辙，要在前人积累上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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