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非基督徒的基督教题材小说

        近年来，一些作家、艺术家，他们虽然不是基督徒，但他们对基督教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开始涉足基督教题材，有的作品直接关注基督教的历史和现状，更多是作品则或多或少描写了基督徒的生活。对于基督教，他们中有的偏见犹存，也有的寄予了深切同情。

　　2012年，大型文学期刊《收获》发表了当代著名作家李锐的长篇小说《张马丁的第八天》。光绪二十五年冬天的一次教会案中，天石镇教堂执事张马丁遭到保护娘娘庙的村民石块袭击，从而休克过去。来自意大利的天母河教区主教莱高维诺，利用张马丁之死这个难得的机会，想将天石村迎神会会首张天赐致死。三天后，张马丁奇迹“复活”。病愈后，张马丁不顾主教莱高维诺的劝告，决定将掩盖的“真相”公之于众，激怒主教，被逐出教门。孤苦无依的张马丁成为教民心中的“犹大、叛徒、魔鬼、毒蛇”，更成为天石村村民心中杀死会首张天赐的凶手。站在空阔寒冷的天母河上，张马丁被雪花和寒风“俘虏”，昏倒在地。张天赐的妻子张王氏（石榴）误以为是转世的丈夫回家，用温情与善意收留了这个“无家可归”的“转世灵童”……这部小说从主题立意到具体描写都存在着对基督教的极大偏见，把神父写成了阴谋家、刽子手，而将普通中国农村妇女当作了善良的化身、最后的归属。

　　随着时代的发展和人们对基督教了解的深入，这种带明显偏见的作品越来越少，而力图客观表现乃至给予同情的作品越来越多。河南作家李佩甫在2012年完成了他的“平原三部曲”：《羊的门》（1999）、《城的灯》（2003）、《生命册》（2012），获得第九届茅盾文学奖，这三部曲被称人誉为中原人的“精神史诗”。其中，有许多对河南农村基督徒生活的描写，小说名中也透露出基督教的信息。李佩甫自己解释说：“我也不是刻意从《圣经》里找名字，写《羊的门》的时候一边写一边想名字，小说写完了名字也没有找到。有一天半夜醒来，我随手在枕头下边翻出一本《圣经》，突然发现《羊的门》可以做长篇的名字。当时其实有些随意，一直没有想好，后来写《城的灯》的时候就顺下来了。”第三部《生命册》李佩甫表示，这本书写的是一个人的生命史、成长史，也是自己50年的心灵史。

　　2016年，著名作家、茅盾文学奖获得者张炜写的长篇小说《独药师》（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年5月）。这部小说讲述了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中国正经历的“三千年来未有之变局”。基督教登陆东部半岛，教会学校及西医院初步兴起，半岛地区首富和养生世家的季府面临空前挑战。《独药师》的故事有着历史的依据，是张炜根据自己三十多年前在档案馆工作时，意外发现的一箱珍贵的史料而创作。基督教最早是在胶莱河东部半岛传播，山东半岛曾经是东西方文化冲突最剧、儒释道基督四大宗教相融合相对峙的前沿地区。在小说中，教会学校及西医院都是进步和文明的象征，而基督徒护士陶文贝则称了圣洁与美丽的化身。小说的主人公是道教养生文化的传人，而他的名字却是季昨非。这也意味着他以及作家对中国传统价值观的动摇与怀疑以及对新生活的期待。

　　2017年，著名文学期刊《收获》第3期发表石一枫的长篇小说《心灵外史》，受到评论界和读者好评。7月31日，在《收获》文学杂志和长江文艺出版社联合主办的2017《收获》文学排行榜上半年榜上名列榜首。该组作品评委会主任、山西大学文学院教授王春林认为：“作家（石一枫）以如此一部具有心灵冲击力的优秀长篇小说关注、思考并表现了国人的精神信仰问题。”随后不久，《心灵外史》入围路遥文学奖。这部小说也涉及到了基督教信仰，表明许多中国人的精神探索已经达到了临界点。

　　2017年7月，人民文学出版社隆重推出了旅美作家张翎的长篇小说《劳燕》。这是以中美联合抗战为背景的历史小说，描写了农村妇女姚归燕饱经患难而又不屈不挠的一生。小说通过三个人物的视角来展现她的不同侧面。在青梅竹马的恋人刘兆虎眼中，她是温婉可人的乡间女孩；在美军教官弗格森看来，她是风的化身、神秘迷人的温德；而在比利这儿，她有如神赐，是寓意明亮星星的斯塔拉，需要他全力精心地呵护。小说的可贵之处不仅在于它披露了抗战时期浙江温州中美特种技术训练营鲜为人知的史实和其中死者与动物叙述的独特设计，还在于它塑造了一个有血有肉的传教士形象并且真实地展现了他的日常生活和内心情感。张翎的长篇小说《余震》曾被冯小刚导演拍摄成《唐山大地震》，如果这部小说也能够被搬上银幕，相信也会对社会产生巨大的积极影响。

　　著名作家、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言与基督教有极深的渊源，据说，他的母亲就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莫言说，“我不是基督徒，但我对人类的前途满怀着忧虑，我盼望自己的灵魂能够得到救赎。”“我希望用自己的书表现出一种寻求救赎的意识”。莫言的《丰乳肥臀》、《蛙》等长篇小说中都具有强烈的基督教色彩和基督教意识，对基督徒生活也有所反映。

　　2018年1月，莫言在大型文学期刊《十月》杂志上发表了新作《等待摩西》。这部用第一人称手法写作的直接以基督徒家庭为背景的短篇小说尽管只有1.1万字，却充满了寓意，引起了外界不少关注与猜测。

　　柳卫东出身于基督教家庭，他的祖父叫柳彼得，他原名柳摩西。在文化大g e命中，他为了寻求自保，改了名字，还打了自己的爷爷一耳光。改革开放后，他发家致富，成为东北乡首屈一指的人物，可后来神秘地失踪了，留下了巨额债务。在这种情况下，他妻子马秀美并没有变成一个怨妇或者祥林嫂，而是坚强地靠捡废品独自抚养大了两个女儿，还积极寻找、耐心等待丈夫，持续为他流泪祷告。三十年后，柳卫东终于回到了家中，改回原名柳摩西，并热心参与教会生活。这篇小说跟《圣经》中浪子回头的故事很像，名字的更改反映出他的信仰状态。

　　小说对农村基督徒的生活有多方面的反映，他们中既有像马秀美这样信心坚定、勇敢担当的基督徒，也有像柳彼得这样信仰保守且多少有些糊涂的基督徒，他们都没有多少文化，但都按照自己的理解把信仰坚持到了极致。

　　看得出来，莫言对基督教的态度是复杂的，一方面他认识到了信仰的力量并对之加以肯定：“马秀美之所以能够忍受着巨大的痛苦坚持到最后，是不是也是因为她的信仰？尽管她的文化水平很低，无法自己阅读《圣经》，但对教义的理解有时候并不需要借助文字，有很多心灵感应的东西，是很难用常理解释的。”另一方面，他也看到了某些乡村基督徒信仰中盲点与偏执：“柳彼得在集市上吃炉包喝酒，他的孙媳妇马秀美带着孩子在集市上捡菜叶子，那孩子看他吃炉包，馋得流口水，他却视而不见，只管自个儿吃。旁边的人看不过去，说：老柳，看看你那重孙女馋成什么样子了，你少吃一个，给她一个吃嘛。柳彼得却说：我不能够，她们正在承受该她们承受的苦难，然后才能享平安。”

　　柳摩西显然不能与圣经中的摩西同日而语。圣经中的摩西是带领以色列人脱离法老魔掌进入迦南美地的领袖，是神的律法的颁布者，是实现了过红海过约旦河等神迹的勇士。柳摩西则是一个浪子，不是他带领别人，而是妻子永不放弃的等待才把他呼唤回来。他在信仰生活中是一个被动的角色，根本不是什么重要人物。这种人物安排也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中国基督教的实情。中国教会妇女多，好多家庭都是妻子先信，随后妻子带领丈夫信的，妻子的生命一般比丈夫成熟，所以，教会领袖中有相当多的妇女。这在山东、河南、安徽等农村尤其普遍。

　　莫言是从旁观者的角度来看基督教信仰的，它似乎不可思议的，又是真实存在的。小说最后这样写道：“我看到院子里影壁墙后那一丛翠竹枝繁叶茂，我看到压水井旁那棵石榴树上硕果累累，我看到房檐下燕子窝里有燕子飞进飞出，我看到湛蓝的天上有白云飘过……一切都很正常，只有我不正常。于是，我转身走出了摩西的家门。”

　　在当代中国社会中，基督徒和非基督徒的生活，到底哪个正常哪个不正常？这是小说给每个中国人提出的一个值得深思的重要问题。小说中写的基督徒到底是正常的基督徒？还是不正常的基督徒？这是提给中国教会的一个重要问题。不管小说是不是完全真正地反映了中国基督徒的现状，反正在作家眼中，他们就是这样。

　　尽管一些非基督徒作家塑造的传教士和基督徒的形象与他们的真实面目还有些距离，他们也不是以宣扬福音为职志，但毕竟注意到这类人物和题材，发现了其中蕴含的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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