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特: 美国的道德危机

        1924 年 10 月 1 日吉米·卡特出生于乔治亚州普莱恩斯，于1977年至1981年担任美国第39任总统。

　　卡特在担任总统期间促成了第一份《戴维营协议》，促成了埃及和以色列之间的和平，并与巴拿马缔结了《托里霍斯-卡特协议》，移交了巴拿马运河。他还与苏联谈判了《第二阶段战略武器限制条约》，并与理查德·尼克松时期的谈判一样，首次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了外交关系。在外交政策方面，他任期的最后一年主要是德黑兰人质危机和苏联对阿富汗的干预。

　　任期结束后，他和他的卡特中心主要致力于人q uan、国际调解和选举观察。为此，诺贝尔委员会于2002年授予他诺贝尔和平奖。

　　2024年12月29日，卡特在佐治亚州平原镇家中逝世，终年100岁。

　　以下是卡特所写的《美国的道德危机》一书的前言：

　　美国人珍视祖国的伟大，但许多人没有意识到，我们国家的基本道德价值观、公共话语和政zh i哲学正在发生多么广泛而深刻的转变。

　　我们的人民理所当然地深刻地看到，美国的权力和影响力被用来维护我们自己和他人的和平、促进经济和社会正义、高举自/由和人/权的旗帜、保护环境、减轻人类苦难、加强法治，并与其他民族合作实现这些共同目标。

　　作为地球上最多元化和最具创新精神的人口，我们学会了为公民提供准确信息、尊重不同声音和信仰、就有争议的问题进行自由和公开辩论的价值。我们的大多数政zh i领导人都赞扬州和地方自治，试图控制赤字支出，避免对外冒险主义，尽量减少长期维和承诺，保持政教分离，保护公民自由和个人隐私。

　　所有这些历史性承诺现在都面临着挑战。

　　我们面临的大多数关键和有争议的问题早在我担任总统之前就已进行了辩论。这些争议很自然，而且大多数是不可避免的。它们涉及堕胎、死刑、科学与宗教、妇女权利、宗教与政zh i的分离、同性恋、美国的外交政策和我们的全球形象、公民自由、恐怖主义威胁、核扩散、枪支泛滥、战争与和平之间的选择、环境质量以及为穷人伸张正义。

　　最近关于这些问题的辩论在我们国家内部造成了几乎前所未有的分裂，民zh u党和共和党都依靠恶毒的商业广告来赢得选举，国会审议日益以党派仇恨为特征，我们全体人民在各州内部和各州之间习惯性地使用“红色”和“蓝色”作为描述性短语。

　　是什么引发了这些尖锐的争论，并同时导致美国传统价值观如此深刻地背离？其中一个因素是，我们国家对 2001 年 9 月 11 日恐怖袭击事件的反应，当时我们意识到了恐怖主义的强度、持久性和全球性。另一个变化是，大量资金被注入政zh i进程，在z /-府日益隐秘的审议中，特殊利益集团发挥着前所未有的影响力。

　　最重要的因素是，原教旨主义者在宗教和z /-府中都越来越有影响力，他们成功地将历史辩论的细微差别和微妙之处变成了非黑即白的僵化，并贬低那些敢于持不同意见的人。与此同时，这些宗教和政zh i保守派联合起来，弥合了以前受人尊敬的政教分离。这赋予了一群有影响力的“新保守派”权力，他们能够在国内和外交政策中实施他们长期受挫的哲学。

　　这些不同趋势的影响对我们国家许多历史习俗和道德承诺构成了威胁，无论是在z /-府还是在教堂。

　　狭义的神学信仰已被采纳为政党的僵化议程。z /-府内外的强大游说者，将美国人对自由企业的崇高信仰，扭曲为极其富有的公民积累和保留更多财富并将其全部传给后代的权利。与学校教师和消防员的工资相比，股票交易利润和股息收入享有优惠的税收待遇。引用一位基督教朋友的话，华盛顿的新经济哲学是水涨船高。

　　堕胎、同性恋和其他敏感社会问题上的意见分歧难以解决，而极端强硬派坚持将他们的少数观点强加给较为温和的多数派，这加剧了这种分歧。

　　我们的国家已经宣布摆脱国际组织的束缚，并放弃了许多长期存在的全球协议，包括司法裁决、核武器协议、生物武器控制、环境保护、国际司法制度和对囚犯的人道待遇。即使我们的军队参与了战斗，美国面临着更多恐怖袭击的威胁，我们也忽视了与大多数国家的联盟，而这些国家正是我们需要加入到长期打击全球恐怖主义的斗争中来。所有这些政zh i行动都是由那些认为我们国家巨大权力和影响力的运用不应受到外国人限制的人策划的。不计成本，一些领导人公然努力在全世界建立一个占主导地位的美国帝国。

　　基于这些前提，我们不再认为有必要限制对其他国家的军事攻击，只要情报来源经常不确定，声称这些国家的军事或政zh i政策最终可能对美国构成威胁。当这些国家被贴上“邪恶轴心”的标签时，它们就不再是谈判伙伴，其人民的生命也变得相对无足轻重。

　　幸运的是，这些国家政策和不和谐尚未成为永久性的，因为许多普通民众、立法者、联邦法官、基督徒和其他信徒仍在为大多数有争议的宗教和政zh i问题寻找和谐的答案。相互理解并找到尽可能多的共同点符合美国的最大利益。

　　在一生参与宗教和公共事务之后，我可以理解那些推动这些最新变化的人是多么真诚。作为一名潜艇军官，我体验到了强烈的爱国主义，作为一名有竞争力的商人，我体验到了雄心勃勃的政zh i辩论。我曾强烈地想过对外国发动军事攻击，但又因不得不与盟友甚至是前敌人进行谈判以达成共识，而不是采取更果断的单边行动而感到沮丧。

　　作为一名州参议员、州长和总统，在做出政zh i决策时，我一直努力顶住选民的压力。尽管我认为政教分离是宪法和圣经的要求，但我必须承认，我自己的宗教信仰与我所采纳的政zh i原则密不可分。

　　作为一名普通公民，我将在本书中故意将宗教与政zh i混为一谈。在部分文本中，我将从宗教的角度分析道德价值观，然后包括我对最近政zh i决策对这些价值观的不利影响的评估。作为一名“重生”的福音派基督徒和前政zh i领袖，我将尽可能坦率地表达我的观点。在宗教领域，我将依靠耶稣基督的言行所解释的圣经。在政zh i问题上，我将尽可能依靠自己的亲身经历和观察。

　　我意识到许多读者，即使是那些有着相似宗教和政zh i背景的读者，也会发现我的一些观点与他们自己的不同。很可能他们中的许多人并没有意识到美国正在发生的事情，将这些问题提升到更深层次的辩论水平可能会有所裨益。<完>

　　下面是Brett Reeder的评论和总结：

　　在吉米·卡特的《美国的道德危机》一书的前言中，卡特写道：“……我们的基本道德价值观、公共话语和政zh i哲学正在发生广泛而深刻的转变。” 这基本上是这本书的主题，他在书中“故意将宗教与政zh i混为一谈”，以批判当前的政zh i格局及其影响。从卡特的角度来看，当代政zh i已经发生了危险的转变，偏离了传统的政zh i和宗教价值观。根据卡特的说法，这种转变是原教旨主义侵入美国政zh i和宗教以及两者融合的结果。

　　在解释原教旨主义时，卡特回忆起他的童年，当时他的南方浸信会会众中许多人都称自己为“原教旨主义者”，因为他们坚持信仰的“基本要素”，例如对真理、正义、谦逊、服务、同情、宽恕和爱的奉献。根据这个定义，卡特认为自己是一个原教旨主义者。事实上，卡特回忆起克鲁兹牧师的宣言——“你一生只需要两种爱：对上帝的爱和对此刻在你面前的人的爱”——这是他一生中最具影响力的言论之一。对卡特来说，耶稣基督的榜样所体现的知识和智慧是基督教所体现的“真理”。但卡特在这本书中谈到的原教旨主义与这种原教旨主义截然不同。

　　卡特解释说，当代原教旨主义者以其僵化、支配和排斥为特征，他将最近的政zh i分歧归咎于他们。这些原教旨主义者认为，只有他们与上帝保持一致，因此他们的信仰应该优于其他信仰。卡特说，当代原教旨主义者认为其他人是错误的、低劣的，因此本质上是非人类的（这允许一个人对这些“其他人”实施暴行）。讽刺的是，这种原教旨主义态度与卡特所指出的信仰的基本（或根本）要素（如同情、正义等）直接冲突。据卡特说，这一过程正在许多主要宗教的一些教派中发生，包括基督教、伊斯兰教、犹太教和印度教。

　　尽管这种趋向原教旨主义的趋势很普遍，但人们认为这只是宗教内部的少数派运动。然而，尽管原教旨主义运动的人数相对较少，但它们往往对社会产生不成比例的影响，因为正如卡特所说：“对有争议问题的强烈感受往往比数字上的分歧更重要。”卡特提供了这一原则的各种例子，包括关于堕胎和枪支管制的辩论，在这些辩论和政策中，少数热情的美国人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辩论和政策。据卡特说，这些分裂性问题已被“成功注入”当代美国政zh i格局，而这些分裂性问题是由他在本书中最关注的原教旨主义者——所谓的新保守主义者或“新保守主义者”——提出的。

　　卡特花了一些时间来讨论这些分裂性社会问题中的几个，重点是堕胎、死刑和同性婚姻。从意识形态上讲，他反对所有这些问题，但他强调，这些都是世俗的决定，而不是宗教的决定。事实上，政教分离（作为一种保护彼此的方式）是卡特最珍视的价值观之一。因此，尽管他在神学上反对堕胎，但他接受罗诉韦德案作为国家法律。他深入讨论了他对这些问题的一些个人感受，但得出结论，这些问题本质上不是问题，因为从他的角度来看，这些问题永远无法解决。他指出，即使从神学上讲，也没有明确的答案。关于许多这些分裂的社会问题：“没有必要争论这些问题，因为人类的天性就是通过仔细选择许多圣经经文来获得最方便的含义，既有选择性又主观。”因此，他指出，经文可以（而且经常）用来为这些问题的双方辩护。

　　由于这场精心策划、高度组织化的将分裂的社会问题注入政zh i的运动，美国政zh i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得更加分裂和党派化。然而，公众舆论与公共政策之间存在分歧，公众舆论并没有随着“新保守派”掌权而发生重大变化，而公共政策则发生了巨大变化。卡特指出，最近公共政策最显著的变化之一是对外交事务的咄咄逼人的单边干预。这包括拒绝履行主要国际条约（如京都议定书和部分不扩散条约）以及发动军事行动，如美国对伊拉克的战争。

　　关于伊拉克战争，卡特特别反对“先发制人战争”政策，他认为这是暴力升级循环的催化剂。先发制人的战争被认为既违反国际法，也是公然拒绝战争作为最后手段。卡特虽然反对伊拉克战争，但他也拒绝他所谓的“盲目和平主义”。卡特认为，战争有时是必要的；但要证明战争的合理性，它必须满足以下标准：

　　这是在其他选择都用尽之后的最后手段，

　　战斗人员和非战斗人员之间的区别是可能的，

　　使用的暴力与所受伤害成正比，

　　攻击者拥有合法的道德权威，并且

　　即将建立的和平明显优于现有的和平。

　　卡特不认为伊拉克战争符合这些标准，因此，他认为这是美国在国际社会中道德权威的丧失。

　　虽然卡特认为这些政策具有破坏性，但他认为贫困是“我们面临的最大挑战”。他尤其关注国家内部和国家之间日益扩大的贫富差距。他将这一趋势部分归咎于当前的“新保守主义”经济政策，例如主要针对最富有的美国人的减税。事实上，从卡特的角度来看，“现任z /-府做出的几乎每一项决定都是为了造福富人。”

　　《美国的道德危机》中指出了许多问题，但卡特并不认为这些问题是永久的或无望的。他很快指出，个人的协同行动可以产生巨大的影响。然而，他担心原教旨主义意识形态正在以破坏性的方式系统地改变政zh i政策和神学哲学。这种原教旨主义存在于所有宗教中，在美国体现为“新保守主义者”，他们的僵硬、支配和排他性政策正在威胁美国的基本政zh i和宗教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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