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教中国化之我见

　　“基督教中国化”这一词语，似乎有些模糊。很让一些基督徒如羊走迷，懵懂惊呆，难以弄清楚这句话的意思。本来，主耶稣复活后留给基督徒的使命是“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可16:15），“基督教中国化”，按其语义与此正是相反，但若将这个词语颠倒一下，“中国基督教化”，也就是说，让中国成为基督教式的国家，那么，没有哪个基督徒不鼓掌欢呼的。

 

　　所以，首先要在概念上清晰表明基督教中国化的真实内涵。否则，一般的信众就会难以厘清这个概念，甚至会糊里糊涂地迎合反对者的声音，进而阻碍基督教中国化的历史进程。

 

　　年9月15日，基督教三自爱国委员会傅先伟主席，发表在《中国民族报》上的一篇文章，应该是解读基督教中国化这个概念的准确的定义，其题目便直接指出了基督教中国化的内涵，这就是《基督教中国化的应有之义；与优秀传统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相融合》，其文章可以略过不谈，仅就这个题目就已经鲜明地将基督教中国化这个概念做出了完整的诠释。按照作者在基督教会中的职分而言，对这个概念内涵的阐释，不仅是可信的更是权威的。

 

　　也就是说，所谓基督教中国化，主要是就文化层面来说的，就是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相融合，以便适应于基督教的福音传播工作。如果按照这种意思解读基督教中国化，那么与其说这是当代中国基督教发展的一个命题，不如说这一命题一直活跃激荡在中国基督教发展的脉搏中，只不过现在将其鲜明地提了出来。基督教从唐朝进入中国的那一刻起，传教士与中国基督徒一直依此路径，或斡旋于官方，或迂回于知识界，或孕育于民间，既有其柔韧之姿，又有其强硬之态，始终与中国文化激烈地碰撞与融合而逐步进展的。

 

　　基督教不仅历史悠久，传播广远，且已成世界第一大宗教，在其历史的发展中一直存在着与被传播民族的相融相抗，传入与吸纳，异化与融化的博弈和纠结。自然，这里不仅有文化因素，也揉和着政zh i利益上的内容。基督教在中国民族文化中立足，生存和发展，就必须逐步完成其教义教理上的文化诠释工作，必须适应于中国文化发展的脉络，必须适应于中国环境中的政zh i、经济与法制等体制的建构。只有这样，才会保证福音传播的正常运作，才会完成主交给基督徒的伟大使命。在基督教中国化历史蕴含中的这些经验与教训，应是基督徒得以清醒的一剂良方。

 

　　应该说，基督教中国化在路上，一直在路上。从唐景教入华伊始至今，“中国化”就是传教士和基督徒传教的一种奋进的方向。虽说传教历史的风雨，时急时缓，时断时续，但中国化的历程却是前赴后继的。

 

　　最初，基督教自唐入华，为了“中国化”，连称谓也不是基督教，而是以景教之名流传的，附庸于已在中国立足的佛教，即使设教立堂，也与佛教寺庙类同，名为景教寺。所不同的是传讲的教理却是基督教的。这种“基督教的中国化”，虽是一抹微弱之火，传播范围极小，但依然经历了146年，直到唐武宗听信道士赵归真的话，下令灭佛，景教随之受到株连，从此景教之名不复存在。如果没有明代天启三年（1623年）在陕西出土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的出现，那么，这段中国基督教历史定会堙没无闻。元代的也里可温教，与景教基本相似，不同的是，景教是被罗马教廷驱逐出境的聂斯托利派派遣的传教士，由波斯进入中国的。而也里可温教是罗马教廷派遣的传教士，由罗马直接进入中国的。再一个明显的不同，就是也里可温教主要在边远的西部和北部边疆地区流传。二者一个共同点，就是首先依附中国朝廷与皇帝，取得他们的认可后，借朝廷之力进行传教。但成效甚微，并且随朝廷政zh i的颠簸和起伏，逐渐被取缔和消灭。

 

　　能够谈的上真正意义上“基督教中国化”的却呈现在明清之际。能够将“中国化”掀起波澜的第一人，当推意大利耶稣会的利玛窦。利玛窦进入中国最初穿的是僧服，但一听说中国文化是以儒家为代表的，便立刻换上了长袍儒冠，说着一口地道的华语，而且饮食起居礼仪等都清一色的中国化。他传教的路数与唐元时期的景教、也里可温教相似之处就是依附朝廷，借用朝廷之力以实现整个中国知识界归化天主的理想。为了实现这一传教理想，他不但著书立说传扬基督教真理，并将西方科学引进中国。由他与徐光启、李之藻合作翻译的《几何原本》、《同文算指》、《测量法义》、《圜容较义》等书籍，得到了朝廷和知识分子的欢迎。同时，他将西洋的自鸣钟、三棱镜和自己绘制的《山海舆地全图》公开展出，而《山海舆地全图》被人多次翻刻，使中国的学者第一次接触到五大洲的观念。反过来，他又将中国文化介绍到西方，儒家的《四书》被他翻译为拉丁文，向西方传播。他在基督教中国化上的工作，是开拓性的，他将中国古籍优秀文化中的精义融合到基督教的教理之中，他的《天主实义》引证《诗》、《书》、《易》、《礼》来阐释基督教的真理。在传教实践中，利玛窦对中国文化中的“祭祖祀孔”给以肯定，认为这是合乎教义的，因为这本身并不带有宗教意义和迷信色彩，而是一种文化和政zh i，应该被基督教所接受。这种宽容自然得到了知识界和民众的广泛认同和接纳。利玛窦逝世后，被明万历皇帝赐葬于北京阜成门外滕公栅栏。利玛窦的声誉和传教方略的成功，为后来的传教士能够顺利进入中国奠定了基础。

 

　　但利玛窦开创的传教事业却被其后来者的剑走偏锋所毁灭。一些传教士并没有看到中国文化是一尊巨大无比而坚硬的磐石，虽然说利玛窦以博大的智慧在这块磐石上开裂了一条缝隙，但在他死后连续发生的一系列教案，便将这条缝隙很快予以弥合。到了清代出现的“礼仪之争”及康熙的“百年禁教”，让基督教中国化基本终止。其原因，一方面是中国文化壁垒的强大和坚硬，东西文化激烈碰撞产生的必然结果。另一方面就是基督教内部否定利玛窦的传教方略，实行强硬传教的方针所致。

 

　　但更强硬的是鸦片战争以后，伴随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而来的一批传教士。这些传教士依靠的是一系列不平等的条约在中国站住脚的，更有一些传教士充当了侵略者的帮凶，对中华民族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譬如；备受基督新教推崇的马礼逊，他的长子马儒翰就是中华民族的罪人。在中英《南京条约》的签署上，马儒翰成为主要的帮凶，使中国的香港被割让给英国155年。

 

　　马礼逊的传教是以文字开始的，具体说是从翻译《圣经》开始的。他在英国东印度公司工作期间单独完成了《新约全书》的翻译出版，后又在从伦敦教会来华的传教士米怜的帮助下完成了《旧约全书》的翻译出版。藉此，新旧约完整地被介绍到中国，马礼逊是唐元明清以来历史上第一人。《圣经》的出版发行直接影响了中国人的观念，被马礼逊按立的中国第一个传道人印刷工梁发，出版许多传教的小册子，其中一本《劝世良言》造就了农民起义领袖洪秀全，被其利用成立了拜上帝教。以文字传教是马礼逊在中国进行“中国化”的重要贡献，也是非常成功的。

 

　　近代以来，马礼逊等传教士，包括天主教传教士在中国建立教会、医院和学校，印刷翻译《圣经》，进行慈善公益等活动，使基督教中国化的成就更为显著。到了十九世纪，传教士的传教活动几乎是铺天盖地地展开了，各类传教报刊杂志应运而生。但传教策略已有所转变，开始从下而上地进行传教，重点落在了民间。但是，因为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存在，民众对“洋人”早就恨之入骨，能够接受“洋教”的依然不多。而且，反洋教和义和团运动爆发，使中国民众与洋人洋教形成了尖锐的对立。

 

　　当下基督教的发展和壮大，与基督教60年前为适应当时的历史背景，建立的“三自”教会不无关系，如果不走这么一条中国化之路，脱离中国社会发展的实际，一味地剑走偏锋，可以断言，基督教能否在中国存在都将是一个未知数，更难以谈到现在的发展和壮大。“三自”的确立，秉承的是20世纪初的自立教会与本色教会运动。尤其是声势浩荡的“非基运动”，对基督教的冲击是极为强烈的。在这种状态下，原属于外国差会系统的教会，摆脱了差会组织和经济上的依赖性，建立了由中国基督徒和牧师组成的自立教会，所谓三自，就是自传、自养、自治。如果从“基督教中国化”这个角度来评议这一自立教会，那么，基督教中国化便进入到了一个更高的层次，是一次跨越性的发展。所以，基督教中国化是从基督教福传历史实践中得出的结论，是福音传播的一种需要，也是基督教立稳中国的必由之路。

 

　　如此这些，就犹如山脉的排列以及山顶的轮廓弧线，看上去都像似不可猜测和琢磨，但世界上的秩序都有它的道理。因为，我们相信世上所有的一切都掌控在神的手中。神不仅主宰万物和支配大自然的运行，也支配着人类的整个历史，任何细节都在他的掌管之中。从中国基督教发展的历史来看，现在的生存状况虽然不能说是复兴，但却是自基督教进入中国千百年以来最富灿烂的时期，这就让我们窥见了云雾缭绕之中那轮博大的光耀，正在缓缓地朝我们走来。这是基督教中国化的现实基础，是由历代基督徒与传教士呕心沥血甚至是生命殉道换来的。从这个角度可以说，中国的基督教史，就是一部基督教中国化的历史。我们要做的，不过是在承袭与接替历代基督徒和传教士未竟的事业。

 

　　就文化而言，有强势文化与弱势文化之分。在强势文化的包围下，弱势文化几乎没有自己的声音。强势文化固然也是一种文化，但时间一久，与其说是一种文化，不如说是一种规则，一种符号，它已经完全与心灵的内核相脱离，完全商标化。强势文化依靠一种外在的力量，具备了覆盖一切的能力，但是在它坚硬的外壳底下，那些被它取代的部分，却往往是一种最生动的存在，基督教在中国的现实处境便是如此。若要实现基督教中国化，改变基督教弱势低徊的发展形态，基督教就必须与中国文化相融合，进而融入到中国文化的主流之中，虽然暂时难以进入与其对等，但只有这样，基督教中国化的进程才有望展开与深入。可是就这么一步，以现有实际状态而言，真正的践行起来却是步履维艰的。

 

　　这种艰难主要来自于基督教内，有些基督徒最易出现的错误，就是如同网络“喷子”似的“霸气”，其主要特征就是一语定性，直接得出结论，缺乏论证过程，也不给对方分辨的机会。对方究竟说了些什么，还不清楚，刀风剑雨就扑了过来，攻其一点，不及其余，非此即彼，全盘肯定或者全盘否定，没有商量的余地，更没有探讨的耐心，企图将思想与信仰权威化垄断化。这与基督教的宽容、饶恕、彼此相爱的文化内涵是抵触的。尤其是当下探讨基督教中国化的时候，更应该在坚守基督真理的基础上，彼此和睦讨论，哪怕是辩论也不可以仇敌相向。这几年，在中国基督教出现了一个颇具影响的“圣经论语对读”的活动，此活动是由北京大学石衡潭博士发起和组织的。这一活动本身就具有基督教中国化的内涵，是基督教与中国文化上的一种互动，也是当下基督教中国化的探索与尝试。但是一些教会和基督徒，只要一听到中国文化上的字眼，也不详加考察，便一语定性地给以排斥。虽然石衡潭博士到过全国数十家教会宣讲，并且出版了图书《论语遇上圣经》，但始终难以形成规模。一些基督徒将基督教与中国文化尖锐地对立起来，以信仰为幌子来抛弃自己民族的优秀文化，完全漠视神给以我们这个民族在文化上的普遍恩典。

 

　　信仰的约束力终归有限，稍不留神，我们就有可能落入撒旦的计谋之中。即使那些被我们敬重的牧者及教会领袖，有时也会因其本身罪性的存在难免走上误区和歧途。一切只能有赖于我们自我信仰意识的清醒，有赖于主耶稣对我们灵性生命的陶造。这样，才有可能在时间的激流中站稳脚跟，在真正灵魂冲突与命运的博弈中，不被辱没。保罗不朽，正因他自我灵命的不断升华以及信仰意识的永不浑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