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帝之哭笑不得：乌托邦与末世论

　　——从野航的《巴黎恐袭之我见》谈起

　　巴黎恐怖袭击事件一出，各类评论感概之文秋叶纷飞。毫无疑问，野航的这篇文章以深刻锋利而胜出。尽管李小子藏卧成都瓦肆，如磨镜片的哲学大家斯宾诺莎。每天在极快的清洁工作之后就手不释卷，结婚这种俗事自然也就免了。也会在节假日长远步行郊游，他人为身心之旅游，老兄为寻见上帝之面或哲思迸发。也吟诗作赋，好玩一下。

　　野航高见，论及恐袭背后的弥母——文化基因问题。并称：克服“弥母”，必在于人类一跃而进入整体性存在之觉醒！对一个全地已经被罪污染的世界，文中谈到的三种文化基因确实一直此起彼伏地兴风作浪。有时又纠缠不清，像两口子打打闹闹过日子，一家人分分合合的戏台子。

　　“实现从局部与琐碎的存在形态向整体性存在的飞跃”，可人类能整体性的克服吗？若不建立在人类存在之存在基石之上。如果说有可能的话，两个程序并成的一条道路必不可少：认罪悔改和十字架一样（向死而生）的谦卑接纳。因为这是人能通向存在的道路。要知道啊，无论哪种“弥母”，罪的毒钩早在其中，像癌细胞的潜伏。宗教的对话，文化的互融，离开了这根基都不过是坐而论道，玩家炒股。一面文化大师在开会，政zh i家们在碰头，一面是枪声隆隆，死都死得个没道理。在《查理周报》恐怖袭击事件之后，法国著名导演吕克贝松的《致穆斯林兄弟的一封信》显示出这两个程序并成一条道路的些许潜质：“但是今天，我的兄弟，让我们一起哭泣。”可惜，大导演的片子卖座，他的思想高处清寒，应者寡合。

　　文中说：“在这种崭新的存在形态里，过去一切矛盾的东西因为自我升级而变得不再矛盾……前提是它已经不再是一个弥母了。”不是弥母，又是什么呢？世人谁能逃逸出文化之生活呢。从中倒显出野航的乌托邦精神，与受洗之后离开教会的自力探寻。当然啦，哲学家都有乌托邦气质。林林总总的乌托邦玩得最嗨的莫过于××××啦。而恐怖袭击大爆发在法国，而不是欧洲其他国家，大抵因为法兰西老兄玩人文乌托邦浪漫得有些昏头了。强有力的去基督教，世俗化，自由女神引导人民……

　　与在哲思体系的乌托邦相对的是宗教体系的末世论，各大宗教其实都有自己的末世论思想。巴黎恐袭大概又会激发政zh i格局之变局，三次世界大战何时爆发之推论，和主什么时候再来的种种预测。异端、奇谈怪论和新兴宗教自然跟着大盘借势看涨。乌托邦也好，末世论也好，比起今朝有酒今朝醉的混日子，总是更值得尊敬的。然而，面对“认真的孩子们”的种种思想与努力，上帝可能也会哭笑不得罢。谁也不是谜局的制造者与解开者，但谁似乎都想装扮成最后的大师，而忘了作为人的本分：认自己的罪，洗他人的脚。基督徒、伊斯兰，佛教徒，西方与东方……哪国哪民不是上帝从一本造出万族，同有一个名字：人。

　　附：

　　《论所谓“弥母”——巴黎恐袭之我见》

　　作者：李野航

　　最近，发生在巴黎的流血事件继911之后又一次刺激了西方世界的神经。宗教极端主义盛行有着复杂原因。归结起来，不外有二：一：资本主义逻辑所主导之全球化过程制造了一个极其庞大的心怀愤怒的失败者群体，这个群体主要居于第三世界国家。二：普遍的失败感激活了某些宗教中所隐含的极端主义“弥母”（文化基因），某一类人群的失败感所带来的愤怒情绪通过某些宗教中所隐含的偏激“弥母”找到了其退行性表达之途径。

　　所谓“弥母”（文化基因），指的是这样一种现象。当你先入为主地接受了某种文化、宗教、意识形态观念，这种观念会像基因一样自我复制自我衍生且排除掉其他观念，以至于它会让人全然陷入到对此种观念之非理性执着中去、哪怕这种观念将会把人带入到狭隘的自我毁灭的境地也义无反顾。人们通常将这种“弥母”之“植入”称为“洗脑”。不过，一种“弥母”如果足以“植入”人的大脑，还需要一个必要内部条件，即“情结”，而情结的形成是和一个人长期（尤其是早期）的生活处境分不开的。

　　我们今天日常生活中最常见最典型之被“弥母”有效洗脑现象之一无疑是类乎“传销”或金融投机之类的快速发财梦。它们背后的“弥母”是商品拜物教之价值设置，其有效洗脑之基础条件是国人“穷怕了”的情结。其实，我们今天这个世界绝大多数人皆不同程度地被资本主义商品拜物教“元叙事”之“弥母”洗着脑，我们无条件的认同拜物教的价值观———人在这个没有上帝的、单维度的世界上活着之正当性全然仰赖于物质财富以及资本权力之占有量。换言之，凡被资本的逻辑评估为“廉价”的人及其生活态度都是没有价值的。不过，这种资本主义商品拜物教的价值观之“弥母”是不是总会支撑我们的生命呢？资本，是一个“灵”，资本没有主人，却有它自己的逻辑。资本从不为人民服务，资本只会通过“吃人”来为自己服务。当资本主义周期性危机来袭，即使那些为数不多已然跻身于企业家或资本家行列的、曾经被资本定价颇高人也会发现自己被“资本”这个无情的魔鬼给卖了，资本赋予它们以价值，资本必将夺走这价值。用孟夫子的话说，叫做“赵孟贵之者，赵孟能贱之。”而绝大多数在周期性危机中备受剥夺、倍感失败的人则面临一个怎样给自己重新“定价”问题。

　　拜物教之“弥母”让无数人走向因失去价值而面临毁灭的不归路，但他们衰败的心智甚至不足以让他们意识到“拜物教”及其“弥母”是一个问题，他们只能把他们的倒霉归因于“运气不好”。不过，每当这种时候，另两种“弥母”就要登上历史舞台了。而这几种“弥母”对于“医治”前一种“弥母”所带来的最深刻的存在性焦虑无疑有着明显的效果。这两种“弥母”就是政zh i极权主义和宗教极端主义。如果说，拜物教之逻辑必最终将人抛掷在无限可能性之焦虑（亦即“广场恐怖症”）之处境中的话，后两种“弥母”则用“幽闭恐怖症”去矫枉过正地治疗之。形象地说：如果被资本定价的人们已经拿不稳手中物质财富的“面包”或者这“面包”已经在“魔鬼”的诅咒下变成了“石头”的话，那么，政zh i极权主义和宗教极端主义的“弥母”就会站出来对人们说：“把你们的‘面包’交给我来掌管吧”！而此时在无限可能性的“广场”上吓得瑟瑟发抖的人们会把自己以及自己的“面包”交给这两个“弥母”去掌管、且自动地排队挤进这两个“弥母”所设置的狭窄空间、受其奴役。现代人之所以选择甘受一种狭隘思想之“弥母”的统治，即在于退行到此种幽闭之空间，人至少不再因为被抛掷在无限可能性中而倍感焦虑。

　　马丁路德说：“人就像是一头畜生，不是被上帝骑，就是被撒旦骑。”同样的主题则被弗洛伊德用精神分析的语言表达为“人并不是自己‘房间’的主人”。马丁路德和弗洛伊德分别用宗教和精神分析的语言表达的其实是人面对“弥母”的无能为力。那么，人果真只能想一头畜生般除了被这种“弥母”骑就是被另一种“弥母”骑吗？也不然。人类如欲超越任何一种“弥母”之控制，必须在存在论上实现一次飞跃，即实现从局部与琐碎的存在形态向整体性存在的飞跃。

　　如何理解这种“向整体性存在的飞跃”呢？可以打一个形象的比方：人住瓦房，几十年后，瓦房破败不堪。人于是急于拆掉瓦房住电梯公寓。但人一旦住进电梯公寓，则又倍感冷漠和孤独，于是怀念起瓦房来。那么，人是应该住瓦房还是因该住电梯公寓呢？这是一个两难的选择。但对某些有能力的人这种选择之两难性被克服了，因为他们找到了把瓦房改造得如电梯公寓般舒适整洁又可以像四合院般接地气人气的办法。着这个比喻里，过去的“瓦房”，就是前现代性之“弥母”（宗教极端主义是其典型表现形式）。“电梯公寓”，就是现代性之“弥母”（拜物教与极权主义分别构成其相反之两个镜像），而被改造得如电梯公寓之瓦房则是人类值得企盼的新的存在形态———一种获得了整体性觉醒的存在形态。它包含、整合了人类过往的精神元素，又将人类带入到一种全新的存在形态。在这种崭新的存在形态里，过去一切矛盾的东西因为自我升级而变得不再矛盾、因为它们都作为一个崭新的存在整体之有机的一部分而参与到这个存在整体的新生命之中。这种存在形态你当然可以用×××的话把它叫做“××××”，也可以为它起任何一个新的名字，前提是它已经不再是一个“弥母”了。

　　“弥母”是人类精神性存在中需要被克服的东西。“弥母”的毒素在于它的“基因”特性总是迫使人在局部性、琐碎性的存在形态中做非此即彼的选择。当你选择成为穆斯林，你就不能选择成为异教徒；当你赞同文化保守主义，你就反对一切文明进步之成果；当你选择成为Y p，你就必须敌视左派；当你认同拜物教“利己主义盘算的冰水”的价值，你就自然排斥人类一切“虔诚、热忱、伤感”的价值。“弥母”分别用“广场恐怖症”和“幽闭恐怖症”两只手轮番地折磨着人类、让人类相互敌视、纷争不已、乃至于血流成河。而克服“弥母”，必在于人类一跃而进入整体性存在之觉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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