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达夫的基督教情缘

 

 

　　年轻的郁达夫看过了桌子上一大堆的大学中学招考新生的简章后，决定专门攻读英文，在杭州英国的圣公会和美国长老会浸礼会的几个教育系统相对影响力较大。于是，山明水秀的之江大学便“收了”这位将来成为一个时代一方流派代表的文坛宠儿。之江大学的前身是育英书院，设预科和正科，相当于中学与大学。由基督教新教主要宗派之一，隶属加尔文宗的美国北长老会差会创办（长老会依据加尔文的教会组织原则，经伦敦推长老与牧师共同治理教会，所以美国有北长老会与南长老会）。1912年9月，17岁的郁达夫进入了这所教会学校预科开始了他的学习。虽然，在这里只是短短半年，但是教会学校的基督教氛围确是令他记忆深刻。在回忆录中，他提及这半年的生活说：每天早晨，一起床就是祷告，吃饭又是祷告；平时九点到十点是最重要的礼拜仪式，末了又是一篇祷告。《圣经》，是每年级都有的必修重要课目；礼拜天的上午，除了重病，不能行动者外，谁也要去做半天的礼拜。礼拜完后，又是祷告与查经。1913年2月，郁达夫转而进入了城里的另一处教会学校—蕙兰中学，蕙兰中学由基督教浸礼会所办。短短3个月的学习显然是郁达夫青年时一段有趣的回忆。他描绘把包括自己在内因为学潮风波退出学校、负着该隐烙印的学生当作义士一般欢迎进去的这位美国校长：态度谦和，中怀磊落，并且还有着外国宣教师中间所绝无仅见的一副很聪明的脑筋。然而该校的教务长是个令人郁闷的角色。谄事外人，趾高气扬，校园的空气都因此蠢蠢欲动的不平静，在自修室、在寝室，同学们都议论纷纭，各种密议、各种策略，想要整蛊这个“奴颜婢膝”的教务长，却无奈只能在作文时，发发纸上的牢骚。于是各班的文课，不管出的是什么题目，总是横一个呜呼，竖一个呜呼地悲啼满纸，有几位同学的卷子，从头至尾统共还不满五六百字，而呜呼却要写着一二百个。那位改国文的老先生，后来也没法想了，就出了一个禁令禁止学生，以后不准再读再做那些呜呼派的文章。

 

　　之后，留日归来居于杭州的日子，之江大学当局，因他是校友，又慕其声名便请了郁达夫去兼点功课，每周教三小时的“文学批评”。

 

　　不少留日又参加了1921年东京为中国留学生庆祝“双十节”而举办之集会的学子，便是在神田中国基督教青年会上认识的郁达夫。青年会请了“宪政之神”尾崎行雄作报告，报告言辞中有一些对祖国不友好的话，郁达夫在听众席中起身反驳，尾崎承认错误并致歉，郁达夫也为众多留日学子所知晓。

 

　　在风云动荡的时期，各地的青年会所几乎成为公众意见之发表场所，有识之士纷纷聚集探讨各种国事民生、各样救国运动。郁达夫、丁玲、叶绍钧等20多位文化界人士曾在四川路青年会举会，组织发起反帝抗日联盟活动。厦门、福州地区的青年会也可寻得郁达夫的驻足之迹。郁达夫赴日归途中经过厦门，为学生和文化界人士做了一次题为《世界动态与中国》的演讲，便是在厦门基督教青年会举行的。而立于闽江河畔青山碧水间的福州青年会，至今还可看到郁达夫的题词“月色溪声共一楼”、“几时归隐西湖去，应对春风忆建溪”。建溪是闽江的又一别称，闽江有剑江、西江之称，临江所在正是郁达夫应陈仪之邀出任福建省z /-府参议时所下榻的南台青年会。郁达夫在福州青年会期间热情地接见来探访的友客，还在青年会影戏场发表公开演讲—《中国新文学的展望》，千余听众“挤得讲堂水泄不通”。许多寻觅郁达夫足迹的文章中，犹忆当初这位文坛才子初来福州在南台苍霞洲青年会宿舍，站在立着“不许女人到楼上男宿舍去”的楼梯告示牌前照相，吩咐人将牌上的字照清楚，得“寄回杭州给我女人看，好叫她放心”。话说这对“富春江上神仙侣”的所有爱恨情仇，天下皆知，可彼时初见伊人确是在尚贤坊，又是一个与基督教有关的地方，上海尚贤坊原是美国基督教传教士李佳白重建的尚贤堂，是一座讲学和举办外语、政zh i、历史学习的大楼，后来建为里弄住宅。郁达夫的许多朋友曾居于尚贤坊，他经常去访友并与居住于此的文化人聚会聊天。正是在这个红砖清水墙的里弄，郁达夫结识了王映霞并开始了他们的恋情。

 

　　教会学校的经历、留学时期对国外文学的接触、翻译的许多外国文学作品，凡此种种的文化积淀，都使得郁达夫的创作中流露着基督教的气息，不少作品中的主人公就是基督徒或受帮助于基督徒。人物形象也塑造为富有基督教意味的受难者与拯救者。主人公常常具有浓郁的忏悔色彩。1921年，郁达夫给成立的新文学团体取名“创造社”，刊名“洪水”，也多少透露着《圣经》的故事与意象，他在《<创造社>宣言》中说：不要想不劳而获，不要把伊甸园内天帝吩咐我们的话忘了，……拭目待后来的替民众以圣灵施洗的人……。这些言辞都鲜明地反应出基督教的思想。

 

　　郁达夫的一生虽未成为基督徒，求学时期、文学的创作与活动中，也未像许地山、冰心、庐隐那般深受基督教文化浸染。然而在其如夏花般绚烂绽放的短暂人生旅程里却与基督教有着不浅的渊源。

 

　　作者单位：福建师范大学历史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