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江一虹的大学读得很幸运,成为中国最后一批不收学费的大学生。在学校读书的时候,她最热衷的不是学生会的各类选举——她始终觉得那种气冲斗牛的激昂姿态过于幼稚和造作——而是做小买卖。她虽然喜欢读书,却不是书呆子。她很早就培养出一种敏锐的能力,在街上走一圈,逛几个小店,她就能迅速地捕捉到市场的需要。那个时候,还没有网络,更没有淘宝,江一虹完全靠着细密的计算和对金钱的热情赚来她的第一桶金——500元人民币和20美元。当时,500元钱相当于一位大学讲师三个月的工资。而这却是江一虹在一个学期赚到的,那年,她22岁,上大学三年级。她从老家批发来各种风味干果和小点心,按类分包,插上统一的牌子,取名为“甘の味小吃”,听着仿佛出自遥远的日本,却在各宿舍的门口卖得异常火爆。临毕业前,她已经在各个大专院校做起批发生意来了。不过,她毕业后,做的几个职业,都与食品无关,倒是经常和电脑什么的有关。可算是直接地一脚就踏上了时代的最前沿。
毕业后,她先进入一家高校的电化中心做助教,其实就是做中心主任和副主任不愿做的各种杂活。
如果当初,江一虹愿意靠着一张脸蛋吃饭,她完全可能在那个二流都算不上的大学弄个处长做做,但她的自尊心太强,也太看重自己的智商。对照21世纪中国知识女青年的标准——宁肯坐在宝马车里哭,也不坐在自行车后笑,她似乎有点儿迂腐,或者换个更通俗的词儿,就是——有点儿想不开。
刚毕业没多久,继母王香带着江一虹同父异母的弟弟外出参加婚礼,出车祸去世,一车人走了五个,有两个和她有关。在整个后事处理的过程中,江一虹感觉自己似乎一直很恍惚。自始至终,她没号啕大哭,也没涕泗连连,一副平静到冷漠的面孔,让七姑八姨的看着非常不满意,私下里认为她出去读了几年书,人变得特别没感情。
按规矩,晚辈都要戴孝,大热天的,粗布做的孝帽捂得人一头汗,江一虹被七姑八姨劝了不下五回,才算勉强戴上孝帽。她倒不是怕出汗太闷,实在是觉得那个样子太诡异,让她难以接受。
更糟糕的还在后头。
按规矩,由长子或长女先跪在棺材前面大放悲声,然后烧黄纸,然后摔碎一只瓦盆,是谓“上路”,并连喊三声——“走好哎~~~”。才算是完成整个葬礼程序的第一回合。
这一次,任凭大家说破嘴,江一虹就是不肯跪地上烧纸、摔盆和大喊,她觉得这些规矩真是太愚昧了,她无论如何做不来。正在彼此争执不下的时候,妹妹一彩主动申请,替她承担了本应由长女承担的烧纸、摔盆、大喊的工作,总算把家人的面子圆了下来。
事后,左邻右舍七姑八姨都认为,江一虹的大学算白读了,连人情世故都不懂,估计日后找男人嫁出去的可能性怕是很小。
说起来,也算难为江一虹了,一场葬礼,往来的亲友关系极为复杂,有父系的有母系的有继母系的有继父系的,反正葬礼一结束,呼啦啦跑来吃饭喝酒划拳的就把当地一家酒楼的两层大厅都占满了。继父庄景事后一个劲儿地抱怨说,葬礼的花销太大了,收上来的那点儿人情费根本不够干啥的,房子又年年漏雨,而且刚上高一的妹妹一彩也马上要交学费了……一条一条摆明了是说给她听的。江一虹当时手边有几个钱,但她知道庄景不会没有钱,就轻描淡写地提了两句交通肇事方的赔款问题和遗产分配方案,庄景马上就不说话了。
临上火车前,她给一彩偷偷塞了200块钱,那差不多是她一个月的工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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