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中国最著名的九大传教士

作者:和风编辑部     来源:作者原创 时间:2018-10-26 00:1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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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阿罗本

  教会从唐朝开始便已经传入中国了!

  阿罗本,聂斯托利派异端从传教士,是已知的第一个来华传教士。唐贞观九年(635)从波斯到唐帝国京城长安,是大秦传教士入中国的第一人。所传聂斯托利派也被教会称为景教。

  阿罗本原是叙利亚人,以后到了波斯,在那儿受到景教的薰陶,领受圣执,成了司铎。阿罗本在中国给人的印象,是一位端庄肃穆、谦诚有礼、饱读诗书、满腹经纶的中年学者,颇有儒家风范,所以立刻就被皇帝接纳,迎为上宾。他来华时,携带了530部经书。

  唐太宗曾亲自审阅部分翻译成中文的经书,并听他宣讲道理。太宗发现他所讲的以及所带来的经书,不仅内容丰富、言之有物,而且在中国又自成一家之言,对治国安世会有贡献,于是就给阿罗本及他的随从人员留华传教的权力。

  在传教期间,阿罗本还得到宰相房玄龄、大臣魏徵等人的协助,进行的很顺利。 唐太宗亲自下诏谕令景教在国内可以自由公开传布,并且在京师长安的义宁坊地方,兴建景教寺,后更名为“罗马寺”、“大秦寺”。同时把自己的肖像转塑在景教寺的墙壁上。

  阿罗本来华后,建立景教寺,翻译经书,将福音真光带给了华夏。3年内,陆续由波斯东来的传教士,增至二十一位。阿罗本传教工作除了讲授景教教义外,还很重视宗教生活:穿着僧人服装,留着胡须,削掉头发,诵念日课等。

  650年唐高宗继位,对景教更加提倡,敕令在全国各州,建立景教寺,并且仍旧封阿罗本为镇国大法王,这时的景教,已经传遍全国各大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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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孟高维诺

  孟高维诺(Montecorvino),是天主教在中国传播的先驱,是中国第一个天主教教区的创始人,也是以教廷正式使节名义来华的第一人。

  生于意大利南方萨莱诺城附近的一个村庄,家境小康,壮年时入方济各会成为修士。他天资聪敏,生活严肃刻苦,不久即晋升神父,并被任命为青年修士的导师,但他内心非常渴望到远方去传教。

  1283年,36岁的孟高维诺带领30多位传教士,踏上了前往中国的遥远旅程,行程十分艰险,随行的所有同伴全部丧生。孤身一人的孟高维诺在圣多默宗徒遗迹旁安葬了他的同伴,历尽千难万险、九死一生,历时11年的时间,孟高维诺终于在1294年春天踏上了福建泉州港。

  此后,他又步行了两千公里的路程,才抵达元朝都城大都(北京),孟高维诺晋见了中国皇帝,呈上教宗文书,元成宗铁木尔高兴地接待了他,待之以上宾之礼,并准他在京城居住和传教,物质所需由朝廷供给。

  开教伊始,年逾四十的孟高维诺开始学习当地语言文字,与阔里吉思合译了全部拉丁文日课经,以及主要弥撒祷文,并将《新旧约圣经》和《旧约圣经·诗篇》译成蒙文,力求圣事活动适应当地礼仪风俗。

  1299年,孟高维诺在京建一教堂,同时收养了40多名孤儿,教授他们拉丁文、音乐以及教会礼仪,着手培育接班人。 1305、1306年,孟高维诺先后两次致信教宗,请求增派传教人生。

  时任教宗的克莱孟五世得闻孟高维诺的传教成绩,不胜欣喜。当派7位方济各会士并祝圣为主教,打发他们来华。同时,致函孟高维诺,谕令他在北京设总主教区,并任总主教及远东宗主教,统管中国教务,具有简授主教、划分教区、管理神职班之全权。此权,也同时授于孟高维诺之后的继承人。

  1313年,七位主教,除一人未能东行,三人病逝于印度,只有哲拉德、斐莱格林和安德鲁三位到达了中国。三位主教即为孟高维诺总主教举行了祝圣礼,从此,即在总主教领导下,天主教在中国的传播更加向前迈进了一步。

  孟高维诺总主教1328年逝世于北京,享年81岁。据史料称:孟高维诺总主教去世后,北京居民不分贵贱,同声哀恸,出殡之日教徒和非教徒送他至墓地,深表痛悼。他的墓地,此后成为民众虔敬巡礼之处。

  孟高维诺辞世之后,因种种原因,再无人继任主教之职,他苦心建立的中国天主教会声势渐弱。1368年元朝帝国崩溃,随之,中国教会也就从此湮灭。

  孟高维诺京传教牧灵34年,长期独自一人,严以律己、遵纪守法、友善待人,与他同时代的人对他评价说:“总主教劝化了很多人信奉天主教。他为人正直热心,深得信教和不信教的人们爱戴,皇帝本人也对他非常敬重。”

  明朝时期, 王朝实行闭关锁国政策,除了外交使节,其他外国人一律不准入境。前往中国的路充满了艰难和未知,可是一批又一批的传教士不畏艰难,前赴后继,将真理之光带到了华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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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圣方济各·沙勿略

  方济各·沙勿略(San Francisco Javier),西班牙籍天主教传教士,是耶稣会创始人之一,教会称之为“历史上最伟大的传教士”,是“传教士的主保”。沙勿略首先将天主教信仰传播到亚洲的马六甲和日本,他一生的夙愿就是把基督福音传播到中国。

  1540年,方济各·沙勿略奉教廷派遣前往东方宣教。他在印度、南洋群岛等地宣教7年,取得很大成功。1549年8月15日,沙勿略抵达日本鹿儿岛。他在两年多的时间里,带领1千多名日本人认识真道,受洗归入主的名下。然而,他也遇到预想不到的情况。当他和日本的知识分子辩论时,日本文人反诘到“如果你的宗教所言为真,为什么在中国却没有听说过呢?”于是,他决定到中国宣教。

  1552年8月沙勿略乘“圣十字”号,历时四个月抵达距广东台山县正南30海里的上川岛。由于明王朝实行闭关锁国政策,除了外交使节,其他外国人一律不准入境。不久,沙勿略得知明朝z /-府严禁使团入境,入华前景什么渺茫。但这并没有动摇他宣教的心志,他在岛上建立一座小教堂,作为入华的基地。并通过和暹罗使团协商,谋求一个席位随使团朝见中国皇帝。

  就在方济各·沙勿略积极筹划来华宣教之时,病魔袭击了这位主的忠仆,他不幸染上了疟疾,由于缺医少药,12月3日凌晨,方济各·沙勿略在上川岛走完了他短暂而辉煌的侍奉道路,在主怀里安息。

  正如主耶稣所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约:12:24 )方济各·沙勿略虽然没能踏上中国大陆,实现其来华宣教的愿望。但是,他的宣教热情却激发了不少欧洲宣教士,他们怀着对基督和中国人的热爱,远涉重洋来到中国。终于击碎“磐石”,使福音在中华大地扎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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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明坚

  罗明坚是“传教士汉学时期”西方汉学的真正奠基人之一。他在对中国语言文字的研究方面,在中国典籍的西译方面,在以中文形式从事写作方面,在向西方介绍中国制图学方面都开创了来华耶稣会士之先,为以后的西方汉学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他应与利玛窦齐名,同时被称为:西方汉学之父。

  罗明坚神父,字复初,生于意大利那不勒斯的味诺撒区,斯皮那早拉城。曾获民法与教会法博士学位。二十九岁方入耶稣会。获准来东方担任传教的工作。

  明朝万历六年(1578年) ,罗神父伴同耶稣会士阿瓜未哇·罗多福、巴范济、利玛窦、斯皮诺拉等传教士由里斯本登洛东来。万历七年(1579年)七月,罗明坚神父来到澳门。

  万历十年(1582年),罗神父在广州把天主十诫译成中文,向我国人士乘机宣讲。这取名<祖传天主十诫>的经文于次年在肇庆出版,这篇《祖传天主十诫》,可说是第一篇教会在中国的中文经言。

  万历十一年(一五八三)年底,罗明坚神父撰写《天主圣教实录》,是在华天主教的第一册中文教理书籍,是一本适应国学人士的护教书。读后使人感到它的内容和我国的中庸思想很是吻合,使人能判别善恶,彷佛拨云雾而见青天。不仅流传于中国,而且还远及菲律宾、安南、日本等处,并且它的样本还远达欧洲,

  罗明坚早最早把西洋钟表带到中国,首次将西方油画携入中国内地。当时地方官员在检查罗明坚所携带的物品时,发现了一些“笔致精细的彩绘圣像画”。

  最早翻译朱熹著作的是意大利传教士罗明坚,他首次将《四书》译成拉丁文,并将朱熹理学介绍到了欧洲。

  中国最早的一本<葡汉字典>就是由意大利籍耶稣会士罗明坚在澳编写,他还用拉丁字母编订了汉语拼音,其核心内容一直引用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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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玛窦

  利玛窦(1552年10月6日-1610年5月11日),原名中文直译为马泰奥·里奇,利玛窦是他的汉名,号西泰,又号清泰、西江,天主教耶稣会意大利籍神父、传教士、学者。1583年(明朝)来到中国居住,在中国颇受士大夫的敬重,尊称为“泰西儒士”。

  他是天主教在中国传教的开拓者之一,也是第一位阅读中国文学并对中国典籍进行钻研的西方学者。他除传播天主教教义外,还传播西方天文、数学、地理等科学技术知识。1610年5月11日,因病卒于北京,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皇帝允许了一个外国人在中国领土安葬。

  1580年利玛窦年被授予神职神父,他接到命令前往澳门帮助罗明坚进入中国的尝试。

  1583年9月利玛窦与罗明坚进入中国,在肇庆建立了第一个传教驻地,利玛窦出版了第一份中文世界地图,并用中文和罗明坚起草了第一部《祖传天主十诫 》 。

  1589年广东新任总督把传教士驱逐出肇庆。

  1595年利玛窦在南昌停留,在那儿建立了第三个传教驻地,并出版了第一部中文著作《交友论 》。

  在1597年利玛窦被任命为中国传教的主管。

  1600年,利玛窦出发前往北京,但是被当权宦官在途中抓住,利玛窦被关押到天津的城堡里长达一年。  同年,利玛窦作为欧洲使节被召命带进紫禁城。

  利玛窦的贡献:

  出版了第三版中文世界地图起名为《两仪玄览图》,以及其他著作如 《天主实义》,《天主教要》和《二十五言》。

  1607 年利玛窦与朋友徐光启合作,出版了欧几里德《几何原本》的前六回的译本。许多中文词汇和汉字就是由他们创造并沿用至今,例如汉字“欧”。点、线、面、平面、曲线、曲面、直角、钝角、锐角、垂线、平行线、对角线、三角形、四边形、多边形、圆、圆心、外切、几何、星期等 。

  1608年印刷《畸人十篇》,并在同年开始编纂他的历史著作,《基督教远征中国史》。

  利玛窦制作的世界地图《坤舆万国全图》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世界地图,在中国先后被十二次刻印。北极、南极、地中海、日本海等词汇皆出于此地图。

  带着西学而来的利玛窦开展了晚明士大夫学习西学的风气。由明万历至清顺治年间,一共有一百五十余种的西方书籍翻译成中文。教宗若望·保禄二世在《利玛窦到北京四百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致词》评价利玛窦说:“今天,利玛窦的形象以及他的著作,重新呈现到中国人民的现实生活中,象征着中国现代化步伐发展的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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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艾儒略

  艾儒略(Giulio Aleni)(1582—1649),字思及,明代继利玛窦来华传教之意大利耶稣会士,艾儒略是他的汉文名字。1582年生于意大利布雷西亚城,自1613年起在中国传教36年。

  艾儒略不仅是个神学家,也是个精通数学、天文学和地理学的学者,是利玛窦之后最精通中国文化的耶稣会士,也是最重要的天主教来华传教士之一,在来华传教的耶稣会士中被尊称为“西来孔子”的也仅此一人,他在西学东渐过程中起到关键作用。

  艾儒略来华36年,被认为是自利玛窦以来耶稣会传教士中最精通汉语的一位。在中国传教期间,他出版了二十二种著作,涉及天文历法、地理、数学、神学、哲学、医学等诸多方面,是西学东渐中极为重要的历史人物。在传教过程中,还在泉州发现过古代景教文物,在开封曾拜访过犹太人后裔。

  艾儒略晚年严重营养不良,疾病缠身,依然坚持传教,直至1649年6月10日在延平去世。其灵柩被移往福州,葬于城外十字山。

  他在中国的36年中有25年在福建活动。在闽期间,他到过福州、兴化(今莆田)、泉州、建州(今建阳)、福宁(今宁德、福安)、延平、邵武、汀州(今长汀)、漳州等地传教,共建大堂22座,小堂不计其数,受洗礼的达万余人。

  出版汉语著作:

  《万国全图》、《职方外纪》、《西学凡》及《张弥额尔遗迹》,前三部作品向中国人介绍了西方地理、耶稣会的教育制度。《职方外纪》一书的写作目的在于使人“溯流穷源、寻末求本”,此后一直到19世纪,该书在中国都被用作学习欧洲地理的教材。

  《性学粗述》、《三山论学纪》、《涤罪正规》、《悔罪要旨》、《耶稣圣体祷文》、《万物真原》、《扬淇园园先生事迹》、《弥撒祭义》、《利西泰先生行迹》、《几何要法》、《出像经解》、《天主降生言行纪略》、《天主降生引义》、《西方答问》、《圣梦歌》、《四字经》、《圣体要理》、《五十言余》等十八种书,涉及神学、哲学、数学、医学、地理等方面的知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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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汤若望

  汤若望(John Schall Von Bell),德国人。在中国生活47年,历经明、闯王、清等三个朝代。死后安葬于北京利马窦墓旁。雍正朝封为“光禄大夫”,官至一品(一级正品)。由汤若望主编的阴阳合历的《时宪历》是中国目前仍在使用的农历的基础。

  1592年汤若望出生在德国科隆的贵族家庭,20岁加入耶稣会,立志到遥远的中国传教,并于1619年飘洋过海抵达澳门。在漫长的旅途中,很多乘客包括他的传教士同道死于疾病。登陆之后也不等于从此旅途平安。当时,西方传教士正受到中国官方打压,少数教士在皈依天主教的大臣徐光启等人的庇护下暂时得以安全。

  汤若望以其天文历法方面的学识和技能受到清廷的保护,受命继续修正历法。汤若望告诉新的统治者,西洋历法比前朝沿用的大统历和回回历都要准。他还准确地预测出了日食。于是,摄政王多尔衮大胆启用汤若望修订历法,终于推出了大清《时宪历》,颁行天下。《时宪历》的封面上赫然题写着“依西洋新法”。

  顺治七年,清z /-府赐地在宣武门内原天主堂侧重建教堂。汤若望将利马窦建的一座经堂扩大,建成了北京城内的第一座大教堂(南堂)。

  汤若望工作的地点则是在北京建国门附近的古观象台。在古观象台工作的传教士有50多人,汤若望是其中最主要的传教士,还担任台长,即钦天监监正,也就是天文局局长。

  他多次加衔进级,官至通政使,赏正一品顶戴,免三拜九叩,可直接入朝面君。顺治皇帝和他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封他为“通玄教师”,连祖先三代都追赐一品封典。

  1661年,顺治皇帝去世,康熙皇帝年幼,大臣鳌拜主政,杨光先发动教难,汤若望遭到迫害。 1664年,朝廷逮捕了以汤若望为首的钦天监领导班子,罪状之一是为某亲王选择葬礼日时用错了五行。好几名中国天文官员被斩首甚至凌迟处死。慧星出现和京师地震让朝廷免去了汤若望的死罪。

  1666年,年迈体衰的汤若望被软禁在家,在北京去世。

  1668年,康熙亲政,除掉了鳌拜。在新的政zh i气候下,汤若望的助手、比利时传教士南怀仁对杨光先提出挑战。双方在王公大臣面前比试测算日影。南怀仁推算无误,而杨光先的手下计算失准。1669年,朝廷罢黜杨光先,让南怀仁入主钦天监,恢复了西洋历法。

  同年,康熙皇帝为死去的汤若望平反昭雪,重新为他举行葬礼,并发表祭文称赞他“鞠躬尽瘁”、“恤死报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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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怀仁

  他为人谦虚热诚,急人所急,不遗余力;但律己甚严,视世荣如敝屣,坚守神贫,苦身克己;他恪守修会职责,视富贵如浮云。

  南怀仁,字敦伯, 1623年10月9日生于比利时布鲁塞尔附近的一个叫做“彼滕”(Pittem)的小镇,1641年9月29日入耶稣会,1658年来华,是清初最有影响的来华传教士之一,为近代西方科学知识在中国的传播做出了重要贡献,他是康熙皇帝的科学启蒙老师,精通天文历法、擅长铸炮,是当时国家天文台(钦天监)最高负责人,官至工部侍郎,正二品。

  1660年6月9日抵达北京,开始做汤若望的助手,对这位长辈非常敬重,尽心竭力地协助他工作。汤若望对南怀仁也很满意。在一封给耶稣会总会长的信中,他对南怀仁在钦天监的工作是这样评价的:“他不仅掌握了这方面的科学,而且谦虚,坦诚;当他对这门学科从头到尾做了简明扼要的陈述后,我觉得无需再作任何补充了。”

  杨光先等人诬陷南怀仁与汤若望,既清初著名的"历狱"事件,这是一场因历法之争而起,波及全国的教难。康熙三年(1664)九月,在北京的传教士汤若望、南怀仁、利类思、安文思被关押审讯,随后各地拘押传教士达30多人并在后来被遣送广东。

  当时汤若望年迈体衰,语言不清,每当受审时,都是南怀仁陪他出庭,代他申辩。在监狱中,南怀仁对他的这位前辈也是关怀照顾备至,甚至放弃了自己可以出 y u的机会,直到为汤若望办理后事。

  康熙亲政后,即开始为汤若望平反。南怀仁的天文历算知识对“冤案”的平反起来了重要的作用,同时也确立了他自己在天文历算方面的威望。从此,南怀仁又被任用,从事天文历法工作。

  1671年,康熙终于公布皇谕:天主教教义教规曾被不公正地查禁,今查明并无违反国家利益庶民职守之道。为此,凡被逐教士可回原堂从事本职。谕旨并为汤若望公开平反昭雪,恢复原赐荣衔,又拨巨款为其修建坟墓。

  1675年,南怀仁又作出了为人称誉的业绩。当时吴三桂叛乱,并挫败清军。因吴三桂叛军盘据山区,非大炮就无法进攻。南怀仁当时把汤若望所铸火炮修复。除此之外,南怀仁从事于其他有利国计民生的大量工程:如开掘运河,疏通河道。在从事繁重的科研工作的同时,他从不忽视宣传信仰方面的本职任务。

  1676年,南怀仁被任命为耶稣会副省会长。

  南怀仁一直怀著为主致命的期望,他以高度的耐力承受了病中的剧烈痛苦。

  1688年,领受终傅圣事之后,安逝于主怀,享年六十五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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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抗日神父——雷鸣远

  雷鸣远神父(Vincent Lebbe,1877年-1940年),字振声,圣名味增爵,本籍比利时,遣使会神父,也是两个中国修会耀汉小兄弟会和德来小姊妹会的创始人。他于1927年加入中国国籍,于中日战争初期,组织救济团队,救治中国各地平民。

  1901年,雷鸣远随北京教区的樊国梁主教乘船来华。1902年在北京成为神父。

  雷鸣远到达中国传教后,他努力学习中国文化,读中国书,能说一口流利标准的国语,用毛笔写漂亮的行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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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雷鸣远神父在天津

  1912年,从北京教区分出天津教区,传教成绩奇佳的雷鸣远便升任这个新教区的副主教。1915年10月10日,雷鸣远和中国天主教徒在天津租界以外的南市荣业大街创办《益世报》。

  雷鸣远批评由外国各个修会代表本国利益控制中国天主教的作法,提出“中国归中国人,中国人归基督”的口号,积极推动教廷任命中国籍主教。为实现这个梦想,他受到修会的排挤。

  雷鸣远继续努力,向教廷上万言书,后来得以面见教宗陈情,举荐了6位中国主教的人选(海门教区朱开敏、蒲圻教区成和德、汾阳教区陈国砥、宣化教区赵怀义、台州教区胡若山、安国教区孙德桢)。终于在1926年10月28日,首批六位中国主教在罗马圣伯多禄大殿由教宗庇护十一世亲自祝圣。在参加祝圣典礼时,雷鸣远喜极而泣达两小时之久,说:“主啊!现在可以放你的仆人平安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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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牺牲、真爱人、常喜乐

  1927年,雷鸣远申请中国国籍获准,始被法国放行来华,在安国教区更积极地传教,并创立了耀汉小兄弟会(1928年)和德来小姊妹会。雷鸣远站在中国人的立场,极力主张抗日。

  1933年热河长城抗战,他带领教友前去抢救伤兵;1937年中日战争爆发以后,雷鸣远神父率领教友共六百余人,组织战地服务团、救护队,在太行山和中条山一带抢救伤兵,救济难民,教育失学儿童。

  将自己的一生奉献给了中国

 

  ▲1940年3月9日,雷鸣远神父被俘虏,关押在太行山山区的山西省辽县(今左权县),被当作国民z /-府间谍受到6个星期的洗脑和酷刑,40多天后,经国民z /-府交涉,雷鸣远被释放,但已罹患重病。

  1940年6月24日,雷鸣远因黄疸病逝世于歌乐山。 有挽联如下:“鸣远司铎灵鉴:博爱之谓仁救世精神无愧基督,威武不能屈毕生事业尽瘁中华。”

  因着雷神父在抗战期间毁家纾难,组织救护队救护伤兵,而获入祠忠烈祠的殊荣,且为唯一外藉人士分别在天津及台北忠烈祠都有牌位,以供人瞻仰、致敬和追思。

  雷神父的一生表现出真正传教士“全牺牲、真爱人、常喜乐”的精神。他是一位先知性的人物,似乎是长空下的一阵长啸,又如圣若翰洗者在旷野中的呼声,他为真理正义奋斗,提出福音原则,为中国打开一条出路,为当时的中国撒下了美好的种子。

  ——本文来自《人生慧言妙语》微信公众号,作者:和风编辑部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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